4月13日，大运河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调研座谈会在北京市西城区什刹海东畔的海清苑召开。西城区委书记孙硕调研大运河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与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单霁翔，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北京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专家岳升阳，国家文物局专家库成员、北京华清安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文物学会理事张谨，北京联合大学教授、应用文理学院院长、北京学研究所所长张宝秀，国家文物局专家库成员、北京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刘岩，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万金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世界传媒研究中心秘书长、研究员冷凇等等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倡议发起者，就推进大运河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传承与保护等方面深入交流。

大运河位于中国中东部，是世界上开凿时间较早、延用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大运河的开凿始于公元前5世纪，流经北京、天津、河北、山东、安徽、河南、江苏、浙江八个省级行政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与水利功能。大运河对中国乃至世界历史都产生了巨大和深远的影响。2014年6月，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北京市列入遗产名录的河道有西城区境内通惠河北京旧城段——什刹海(包括前海、后海、西海)、东城区境内通惠河北京旧城段——玉河故道(西起万宁桥，东至东不压桥，长约0.5公里)和通州区境内通惠河通州段(西起永通桥，东至通州北关闸，长约5公里)，遗产点有西城区境内澄清上闸(万宁桥)、东城区境内澄清中闸(东不压桥)，均已经成为北京市重要的开放城市景观。

(相关资料图)

2022年12月底的区委十三届五次全会报告、2023年1月初的区两会报告分别首次提出，要大力弘扬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文化。此次会议就成立“大运河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提出倡议，中心将承担学术研究、国际交流等职能，立足北京西城，联动大运河沿线8省35市，发挥北京作为大运河终点城市的核心作用，形成伙伴联盟，对话全球运河城市，发挥国家级平台示范及引领作用，共谋共创大运河沿线文化繁荣与发展。机构下设文化研究中心、城市伙伴计划总部、传播推广中心、数字文创中心等四个分支，秉持“行业前沿、创新驱动、融合发展、开放共享、对话世界”的方针，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充分发挥平台作用，聚合全国大运河文化与产业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为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做出样板与示范，为推进大运河历史文化的研究、展示、传播与交流贡献西城力量。

单霁翔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提案人，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组织者）

张谨 《中国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文本与管理规划》总负责人

会上，单霁翔介绍了大运河历史文化沿革、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与大运河漕运终点论证情况。他表示，大运河文化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好中国故事有重要意义。西城区积极推进历史遗迹与文脉保护，未来进一步依托大运河漕运终点，发挥区域历史文化资源优势，通过大运河沿线自然、历史、建筑、街区、宗教、商业、民俗等十六类景观保护，让大运河北端点“保起来”“美起来”“活起来”。张谨介绍了大运河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成立机制体制、必要性与可行性论证情况。与会专家围绕遗产保护、文化研究、区域联动、传播推广、数字文创等内容展开研讨，为推进大运河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建设积极建言献策。

孙硕向各位专家的论证与建议表示感谢。他说，大运河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文明，做好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是北京建设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任务，是西城文化交流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我们要以什刹海区域为依托，充分挖掘运河文化内涵，活跃运河文化因子，向国际讲述运河文化故事，展现独树一帜的大运河名片。孙硕强调，要创新体制机制，调动社会各方积极性，形成政府、市场、社会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保护、传承的生动局面。大运河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作为新型重点高端智库与文化交流传播专门机构，要以大运河文化为依托，讲述运河故事，传播运河声音，彰显国家符号、首都风范、时代气象，推动大运河文化走向更广阔的平台，获得可持续发展的活力与动力，源源不竭、生生不息。

会前，区领导及专家学者沿前海南沿（京杭运河积水潭港）实地调研京杭大运河漕运终点积水潭、文保碑、万宁桥、海清苑及周边环境。

区领导桑硼飞出席。区委办公室、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西城规自分局、区文促中心、什刹海街道、阜景街建设指挥部、蓟城山水有关领导参加会议。

背景情况介绍

2014年，“中国大运河”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遗产，大运河的主体由不同历史时期的三部分运河组成。一是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5世纪至公元前 3 世纪）邗沟的开挖，沟通了淮河与长江，成为中国大运河河道成型最早的一段，并作为重要的区域性交通要道得到不断的维护与经营。二是隋朝时期（公元 7 世纪初），为了连通南方经济中心和满足对北方的军事需要，在帝国政府统一的规划、建设和管理下，先后开凿了通济渠、永济渠，并重修江南运河和疏通浙东航道，从而将前一时期的各条地方性运河连接起来，形成了以国都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达宁波的大运河体系，完成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一次全线贯通，并在唐代和宋代得到维系和发展。三是元朝时期（公元 13 世纪后期），由于中国的政治中心从开封迁移到北京，组织开凿了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从而将大运河改造为直接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的内陆运输水道，形成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南北大沟通。明清两朝维系了大运河的这一基本格局，并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维护与修缮，使大运河一直发挥着漕粮北运、维系国家稳定繁荣等重要功能。

作为一个复杂变化的时空体系，构成中国大运河主体的三个部分又由10 个始建于不同年代、处于不同地区、各自相对独立发展演变的河段组成。依据历史时期大运河的分段和命名习惯，总体上分为：通济渠段、卫河（永济渠）段、淮扬运河段、江南运河段、浙东运河段、通惠河段、北运河段、南运河段、会通河段、中河段。这些河段分段凿成，时有兴废，大多历经了复杂的发展过程，其构成、主要特点在不同历史阶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 7 世纪和 13世纪的两次大沟通，将这些河段改造、连接起来，组成了贯通中国南北的中国大运河，并持续运行了数个世纪，对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大运河途经8省35市，包括京津，燕赵，中原，齐鲁，吴越等不同的文化区域。作为历史上的漕运重线与商贸枢纽，核心功能为连接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以解决广阔领土上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问题。大运河搭建起中国南北文化沟通的桥梁，深化了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格局，作为一项泽被千古的水利工程，彰显中华文化精神，饱含民族集体记忆，对于华夏民族来说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大运河北京段包含“两段”和“三个遗产点”，“两段”分别为：通惠河通州段，位于通惠河与北运河交汇的节点位置，是明清两代大运河漕运的转运衔接段落及关键节点。通惠河北京旧城段（玉河故道），包含了元明清时期中国大运河的北方终点段落——什刹海以及通往什刹海的玉河故道，见证着运河规划设计对城市形态、格局的影响，结合生态功能、运输功能、城市功能，统筹考虑山形水系，规划建设的元明清三朝帝都北京城也成为了世界城市史上无与伦比的旷世杰作。

“三个遗产点”分别是：什刹海、澄清中闸、澄清上闸。西城区的什刹海作为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的北端点（元代京杭大运河的漕运终点），承载着丰富的运河历史遗存和文化内涵，在运河体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什刹海位于今北京城区内，包括前海、后海、西海等三个自西北向东南连续排列的弓形湖泊。元代时，什刹海作为京杭大运河漕运终点，是北京城内重要的漕运码头，属于利用湖泊水系建成的水库港。什刹海又名“积水潭”。积水潭码头当时“舳舻蔽水”来自全国的物资商货集散于此，使得码头东北岸边的斜街和钟楼一带成为元大都城中最为繁华的闹市。元朝灭亡后的一个世纪之内，积水潭码头被废，水面不断缩小。自明代起，什刹海失去了运输和码头的功能，转化成文人游赏的景区，水域面积不断缩小，逐渐形成今天分为三个湖泊的什刹海。现在什刹海是北京中心城区的一个景观湖泊，现有水面面积约34公顷，平均水深约1.5米。

什刹海历史水面卫星影像

什刹海1971年卫星影像图

1870年的什刹海

1930年的什刹海西南岸

积水潭港

京杭运河积水潭港

大运河文保碑

2013年，北京市人民政府立在澄清上闸遗址（西城区万宁桥西侧）的“中国大运河”遗产区界桩。（中国大运河世界遗产北端点）

万宁桥（老北京人称“后门桥”“海子桥”）

明清时期西方传教士所作大运河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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